上世纪80年代，湖北武汉市政府聘请德国退休工程师威尔纳·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（武柴）厂长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聘任的第一位“洋厂长”，在海内外引发强烈反响。30多年过去了，格里希已故去，通过采访其子伯恩特·格里希及当年武柴的老同事，重温那段改革历史，依然引人深思。

　　“洋厂长”来华 国企焕发生机

　　1984年，受德国退休专家组织派遣，格里希来到武汉柴油机厂，一开始是作为技术顾问。几个月后，武汉市政府任命他为厂长，主持全厂的生产经营工作。在1984年11月至1986年11月的两年任期里，格里希的严细管理令这家老国企焕发了生机：柴油机的清洁度从5600毫克降到100毫克以内，主轴承盖的废品率从50%降至3%以内，产品批量出口至东南亚7个国家。

　　这个德国退休老头是如何做到的？

　　时任武汉柴油机厂党委书记的谢长钦记得很清楚，格里希上来就抓劳动纪律、抓产品质量。其中一项主要工作是提高柴油机清洁度，国家标准为每升195毫克，而武柴是高达几千毫克，严重影响机器寿命。

　　戴着白手套，拿着游标卡尺和一支带磁铁的笔，格里希巡走在车间，不放过每一台机器设备。他用白手套摸机器，没有砂，才算合格。“我们起先做不到，压力大。格里希说，我来中国、来武柴不是瞎忙的，对待自己的产品要像对待自己的眼睛一样。”谢长钦说。

　　格里希说话有些刺耳，但往往一针见血。他说，即便只有1%的产品是次品，但对这个用户来说也是100%的次品。他还说，工厂质检部门地位低，检查不严格，一些人员素质低，连游标卡尺都不会用。格里希不断强调要加强质量意识，几番下来，人们服了，赞誉他为“质量先生”。

　　两年任期内，格里希还撰写了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组织方案，把工厂的行政管理系统设计成一个精干高效的网络，实行以岗位为核心的结构工资制。这对中国国企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，引起各界高度重视。

　　质量就是生命 改革需要勇气

　　对质量的执着要求，是“洋厂长”最鲜明的特点。

　　以今天的视角来看，格里希似乎没有太复杂深奥的理念和打法，就是严格管理、严抓质量。但当时中国物资商品仍很紧缺，企业对质量的关注远远不够，不少企业吃“大锅饭”人浮于事，工人干事不认真，产品质量提不上去。

　　谢长钦回忆，格里希在探求武柴产品质量问题时曾说：你们的图纸没有问题，但你们的制造工艺达不到图纸的要求。图纸上一般都标注允许的误差范围，工人们觉得只要在范围内就行了，但格里希要求误差越小越好。

　　30多年过去了，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，正在迈向制造强国。“但从圆珠笔芯需要进口，到从海外买马桶盖，可见质量这个词对中国制造的分量有多重。”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曹东勃说，格里希从严治厂、质量第一的理念，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坚持质量第一，不仅是一种企业管理行为，更是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。

　　无论是大胆启用格里希，还是格里希的锐意改革，都透着莫大的勇气与担当。“这显示出中国改革开放的魄力与决心。”伯恩特·格里希说，让外国人当一个国企的厂长，在当时的中国是破天荒的事情。

　　“万事开头难，现在看格里希做的似乎很简单，但他当时要克服的困难超乎想象，因为人们的思想还没完全解放，要真抓严管是很难的。”东北大学教授李凯认为，追忆格里希，最大的启示就是要永葆改革的初心，呼唤改革的勇气。

　　改革应当持续 开放促进改革

　　格里希两年任期结束回国后，武柴的质量管理变得松驰下来，产品质量迅速下滑。没几年，东南亚市场就不再进口武柴的产品。1998年，武柴破产。

　　在李凯看来，武柴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将改革进行到底。格里希的改革并不是早产，而是正当其时，为后来的中国企业改革开辟了宝贵的试验田，影响非常深远。

　　“洋厂长”到国企上任是大时代的鲜明特征。“如果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，父亲也不可能到中国去。”伯恩特·格里希说。他曾到中国参观访问，“中国取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进步，这要归功于改革开放”。

　　开放带来了“外脑”，引来了先进的经验和理念，成为改革的加速器和催化剂。数据显示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外国来华专家累计达到650万人次，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，在很多领域也吹入了新风，润物无声。

　　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德代表处总代表袁旭东表示，中国今天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，但仍需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。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，改革与开放互为动力互相促进。当前，改革进入深水区，扩大对外开放，仍不失为破解难题的一把金钥匙。